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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先驱之路: 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巡展。在呈现了艺术作品的琳琅满目之外,最后文献部分,专门为曾经留法的雕塑家留下了一章。此展览的主
2019年,中央美术学院主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展览——“先驱之路: 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并在北京、上海等地巡展。在呈现了艺术作品的琳琅满目之外,最后文献部分,专门为曾经留法的雕塑家留下了一章。此展览的主要内容后以同名在2021年出版。该书中,收录刘礼宾《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研究》一文,文中提及郎鲁逊,是因为郎氏在1930年代的中国曾发表过《法国现代雕塑概论》等文。《民国时期留学欧洲雕塑家情况研究》一文有四个附表,其中《附表三:部分法国现代艺术家对中国留法雕塑家的影响》,收录了10位中国雕塑家,郎鲁逊名字赫然列在第一位,也是因为他当年回国不久写就的那一批文章中,保存了对中国美术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附表一:留学欧洲中国雕塑家统计表(部分)》中,虽然也保存了郎鲁逊的名字,但对其基本信息的严重残缺不仅是现代美术史的一种遗憾,而且迹近尴尬。此表对郎鲁逊的信息描述是:
“雕塑家:郎鲁逊;生卒年:生年不详,逝世于1942年之后;籍贯:不详;留学期限: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国;留学城市以及所在院系等:不详。”
可以想见的是,该表收纳之所以没有遗漏朗氏,其出处仍然来自他早年发表的且大数据时代比较容易搜寻得手的公开文字(其实只要仔细阅读朗氏当年发表的文章,至少他所留学的城市、学校与专业,以及回国日期都是可以确定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郎鲁逊其人被美术史界被动地忽略。这种忽略并非完全囿于政治,更多的是因为信息的阙如。以至于像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中,没有对郎鲁逊的只字片墨,在该书《附录二:近、现代早期美术界留学人员名录》中,郎的名字遍寻无着。
从1992年出版的《中华民国美术史(1911—1949)》完全失名,到2019年“先驱之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1949)”展览《留法中国雕塑家统计表(部分)》中的榜上有名,虽然信息依然严重不足,但总算是一种进步。
检讨郎鲁逊各种信息的阙如,一方面是抗战军兴后,郎鲁逊投身抗日救亡,其主要工作渐渐远离了美术界。更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后,他携家去了宝岛台湾。之后的很多年,海峡的阻隔犹如天堑,从知情人的回避到失忆、又从失忆到失记。信史的失记,往往会造成以后世代的失忆。我对郎鲁逊事迹的追寻,始于一张1939年他在桂林的结婚照。这张照片上不仅有盛成,还有阎宗临夫妇和苏芗雨。
据1987年由郎鲁逊先生治丧委员会署名的《郎鲁逊先生事略》,算是对郎氏生、卒及生平有了一个大略:“郎鲁逊,1908年生于杭州,1927年从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即赴法国学习美术。初入法国巴黎国立美术院,从蒲喜学习雕塑。旋考入法国国立美术史学院及装饰美术学院,至1933年完成学业,翌年归国,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教授法文与美术史......1987年去世于台北。”这个《郎鲁逊先生事略》,是台湾的官方讣告,来源不外是官方档案,抑或家属。其中,郎鲁逊的生卒年、籍贯、在巴黎留学、回国后的经历以及抗战后的去向是明确的。但倘若细究起来,也仍然有不确之处,即其归国的具体时间。
郎鲁逊有一篇发表于1934年《艺风》杂志的《自述》,对他早期的艺术经历,有着更准确的概述。1924年17岁从高中毕业,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期间,正是北伐革命的高潮,“此时既感在国内艺术环境不佳,且为求知而不可得,”遂于1927年夏,赴巴黎求学研究艺术。是年夏,考入巴黎国立艺术院,从让·布夏(约翰·蒲西)与拉摩特·第欧学习雕塑。同时,他又进罗浮宫学校学习研究美术史、美学等。1930年夏,被法国雕塑家朗度司基聘为助手,参与朗氏承造的南京中山陵之中山先生大理石坐像的创作。但在此文中,郎氏并未写及其归国时期。
常书鸿等人在1933年4月在巴黎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这是一个以留法学生为骨干的综合性艺术团体,其活动长达近20年。近年来,该团体被美术史界所重视,并被视为是“活动时间最久、组织最完备、影响最大的中国留学生艺术团体。”但在此学会活动记录中,却完全找不到郎鲁逊的痕迹。以常书鸿与郎鲁逊的杭州同乡且同学的交谊论,很是蹊跷。
郎鲁逊归国时间定为1934年,已被证明错误。那么,《郎鲁逊先生事略》所言“1933年完成学业,翌年归国”的“翌年”,会不会应是“当年归国”,即1933年就已归国?如此,也可以稍稍解释了为什么他缺席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我曾见过朗氏生前所写《郎鲁逊自述》手稿影印件,他写道:“民国廿二年(1933年),学校将近毕业,赴法国外省及英、意、德、比、瑞士考察艺术。”所以,依朗氏所言推理,当在1933年归国。可惜,《郎鲁逊自述》即便是本人所写,也是错的。
其实,郎鲁逊的归国时间,当年的媒体是有记录的,如1932年10月《申报》载:“雕刻家郞鲁逊氏在法国巴黎国立艺术院研究雕刻凡六年,从当代雕刻名家让约翰蒲洗(Jean Brucher)頼摩特地优(Lamourcedien)二氏研究塑造石刻造诣颇深,闻氏于今夏学成归国、卽在杭塑一男子裸体巨像,今已完竣,将于本周出品新华艺专教员近作展览会云。”
如此,郎鲁逊归国日期,当在1932年夏季。所以,不仅朗氏缺席翌年成立的“中国留法艺术学会”理所当然,甚至,当常书鸿在1932年的夏天,从里昂来到巴黎美专学习时,郎鲁逊已经毕业离去。两人错过了巴黎卢浮宫的再次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