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通地理角度看“昆仑石刻”

正文 :

青海西宁市彭家寨汉墓出土的木轺车

  【学术争鸣】 

  青海扎陵湖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的石刻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一个月来大家在文字、文本、历日和石刻的地质、地理、气候环境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的探讨，争鸣可谓异彩纷呈。对于秦朝的官方使者及车马交通能力能否到达高寒遥远的扎陵湖地区，一些人始终持怀疑态度，我尝试从交通地理角度做进一步的讨论。

  仝涛研究员在6月8日《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和7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专访中都特意强调，石刻的发现“实证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打通了最为关键的环节”。仝先生说明的对象是秦代石刻，却提及“唐蕃古道”，难免让人觉得突兀。实际上，具体到先秦秦汉时期该地的族群活动和青海地区的交通状况，石刻所反映的是张骞通西域开辟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以前“羌中道”的交通意义。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时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显示秦帝国的西部疆域抵达了临洮秦长城，接近羌中地区。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临洮郡即今洮州，亦古西羌之地，在京西千五百五十一里羌中。从临洮西南芳州扶松府以西，并古诸羌地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临洮县条，班固注“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东入河”，临洮以西就进入了羌中。

  羌中指西部羌人等少数族群居住的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记羌人的活动地域范围十分广大，南边与蜀郡、汉中郡的徼外蛮夷相连，西北与西域的鄯善、车师诸国相邻。《汉书·地理志》中郡县的注记，多见“水出羌中”“水行羌中”“山在羌中”，所涉地域由蜀郡往西北依次是陇西郡临洮县、金城郡河关县、金城郡临羌县，再西北进入河西走廊依次是张掖郡觻得县、酒泉郡禄福县、敦煌郡冥安县和龙勒县，这一线构成了武帝时期汉帝国的西部边塞，也符合《后汉书·西羌传》对羌人地域的界定。羌中地域范围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羌人本身“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半游牧状态和“不立君臣”的部落体制；另一方面，有学者也指出羌人的命名是中原华夏族群所赋予的，随着华夏领域的扩大而西移南移，羌人是一个概念模糊而不断变动、飘移的群体。总体上，羌中属于徼外，羌人属于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徼外蛮夷”范畴，大体分布在今甘肃岷县夏河以西和河西走廊以南今青海的广大地区。

  纵观目前所见关于秦代疆域的描述和相关秦代历史地图，西部边界大都沿着临洮秦长城，靠近而没有深入羌中地区，更不要说抵达发现“昆仑石刻”的青海扎陵湖地区，这是非常严谨的做法。但是《史记·货殖列传》也记载“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由此可见，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通过天水、陇西已经与羌中建立了相当程度的交往，秦长城的修建并不妨碍这种交往的延续，也不会影响秦始皇遣使采药的进行。《汉书·五行志》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故销兵器，铸而象之”。当然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故事背后的交通史背景值得关注。岳麓书院藏秦简中也有不少涉及与徼外蛮夷交往的律令，如“道塞徼外蛮夷来为间及来盗略人”“禁黔首毋得买故徼外蛮夷筋角皮革”，这些禁而不绝的活动，以及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都说明秦人的交往突破了帝国的疆域范围。

  同时，由于羌中在东周秦代和西汉前期一直是一个社会组织相对松散、没有受到成熟政治体控制的地区，从而为“羌中道”的形成和长期维持提供了条件，承担着中原和西域沟通的桥梁作用。远在秦汉疆域之外，可远望而不易抵达的昆仑山，其神圣地位的确立或也与“羌中道”的兴盛有关。与之相对的是，河西走廊被匈奴政权控制，导致张骞从西域返回时不得已谋划辅路“欲从羌中归”，结果再次沦为俘虏。等到汉朝控制河西走廊之后才打通丝绸之路，完成凿空之旅。张骞“欲从羌中归”，也正说明“羌中道”是使者出行、回归比较畅通的一条路。“昆仑石刻”中的五大夫翳就是使者身份。

  历史上“羌中道”以及后来习称的“青海道”“吐谷浑道”“唐蕃古道”与北面的河西走廊丝绸之路是并行于世、此起彼伏的关系。前者在不同时期，主线或偏北或偏南，成为中原、巴蜀、南方与西域进行使者往来、商旅贸易、僧侣求经布道的通道，交流形式多样，内部呈现交通网格局而非单一路线。“羌中道”的形成一般认为在东周时期，出土于战国魏襄王墓中的《穆天子传》记周穆王曾西巡至昆仑。《尚书·禹贡》记“织皮昆仑”“导河积石”，而《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条，班固注“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金城郡临羌县条，班固注“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黄河源和昆仑山都在羌中的范围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山海经》也记“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经典大都揭示出中原人对于羌中地区尤其是其地理标志昆仑山、黄河源的认识与探索至迟不会晚于战国。那么秦代中原使者前往此地采药既有地理基础，也有历史的延续性。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在长城徼外的路线可以视为“羌中道”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比河湟道和婼羌道位置要更偏南、海拔更高，人员的流动也更少，因此鲜为人知。

  “羌中道”可与秦帝国的主干交通网相连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在道路交通方面的建设尤为突出，建成了纵横交错的全国陆路交通网，包括陇西北地道在内，一共有八条主干道。驰道是可以与万里长城相当的大型基建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修治驰道；《汉书·贾山传》记其规模“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根据《里耶秦简》和张家山汉简的记载来看，除驰道之外，包括南郡江水以南在内的全国每个县都有一定的亭邮设置，以及定期和临时的除道事务，可以想见秦的道路交通体系是遍布全国各个郡县的，并具备向外延伸的条件。而在同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一次西巡被称为“祭祖之旅”，或许最终抵达了秦人始居地西犬丘附近。这条陇西北地道是秦关中核心区交通路网的延伸，基础较好，由咸阳西行可抵达陇西郡临洮边地，继续向西延伸则与徼外之“羌中道”相连接。

  石刻提到使者五大夫翳率领众方技（士）乘“车到此”，表明这次活动的车马仪仗，以昭示皇帝威仪。至于车马是否能到此地，质疑者认为气候地形等地理条件过于恶劣恐难成行，仝涛研究员则认为“秦时的黄河上游尚未有足够的桥梁、舟船等渡河条件，黄河源高海拔地区又多湿地、沼泽，夏季极易陷车，只能在寒冬季节水枯结冰之时，车辆人马方可履冰通行”。仝说有一定的道理，当今黄河上游的结冰期主要在每年12月到次年3月，越靠近源头，结冰期越长，若当年十月从咸阳出发一路西行，地表环境的变化大体都能满足车马出行。史载最早到达此地的周穆王，《左传》称其“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周穆王的车马依仗规格自然更高。那么使者五大夫翳随行之车的形制如何，或许可以参考出土于青海西宁市城西区彭家寨汉墓的汉代木轺车。据介绍，其车高85厘米，长92厘米；马高105厘米，长90厘米；伞直径90厘米。拥有木轺车陪葬，墓主人的级别并不低。秦始皇的使者五大夫翳或也乘着类似的车马前往昆仑采药，抵达扎陵湖北岸石刻所在地后勒铭记事。

  石刻所在地虽远在秦国疆域千里之外，但并非可望不可即。与张骞出使西域道路被匈奴隔绝不同的是，由于“羌中道”的畅通，五大夫翳等面临的最大困难主要来自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皇帝使命、故事和知识的引导，以及使者们的探索精神，最终保证了出使任务的完成，《里耶秦简》中“琅琊献昆仑五杏药”不知是否为这一事件的后续。总之，该石刻的发现丰富了羌中道的历史与路线，突显了其在早期中西交流中的意义。

  （作者：郭涛，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稿件统筹：本报记者 陈雪、郭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