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日帆多宝舶来——波斯香料世家与唐代海上丝绸之路

正文 :

  唐代岭南多胡人，尤其是来自波斯的胡人在岭南胡人中占多数，并且多做香料生意。这从中国史籍记载的唐代香料贸易状况与波斯香料世家——李珣家族的香料贸易个案中可见一斑。

李珣与李苏萨

  李珣（约855—930）祖籍波斯，其父李苏萨于825年来华，之后全家侨居蜀地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因此，北宋黄休复《茅亭客话》称李珣为“蜀中土生波斯”。后蜀何光远《鉴诫录》记载：“珣字德润，少小苦心，屡称宾贡。所吟诗句，往往动人。”李珣有词集名《琼瑶集》传世，《全唐诗》卷七六〇、卷八九六共收录其词五十四首、诗三首。李珣弟李玹，873年随僖宗入蜀，授率府率。李珣妹李舜弦为前蜀后主王衍（900—926年）的昭仪，存诗三首，收录在《全唐诗》卷七九七。李珣词现辑录在夏承焘教授选校的《域外词选》一书中。李珣通晓医理，以卖香药为生，著有《海药本草》，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谓该书“多记海外名香奇药”，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引用。

  李珣父亲李苏萨是波斯巨贾，825年曾献沉香亭材料给唐敬宗。《旧唐书》第十七卷《敬宗本纪》记载：“穆宗长庆四年九月丙午朔，丁未，波斯大商李苏萨进沉香亭子材。拾遗李汉谏云：沉香为亭子，不异瑶台琼室。上怒，优容之。”唐代对外族有功于唐皇室者往往赐姓“李”，而波斯人多以籍贯为姓氏，且多以姓氏相称，亲近者才称名。苏萨是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前550—前330）的冬都，也是萨珊波斯帝国（224—651）的陪都，在今伊朗胡齐斯坦省境内。因此，李苏萨应为波斯苏萨人氏。沉、檀、龙、麝四大香料，沉香居首位，是十分名贵的香料药材。以如此名贵的香料木材为亭子，唐王室的奢华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才有拾遗李汉劝谏，也因此才有波斯苏萨巨商获赐李姓。从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李珣一家是波斯苏萨城的世家大户，很可能是世代专做香料生意的富豪大亨，才能以可用作亭子的庞大而沉重的名贵沉香木材慷慨进献。

  香料类的物产一般多出自热带地区的芬芳植物和动物体腺分泌的香液，温带和寒带地区较少出产。香料之所以名贵，主要由于中原大地属温带气候，土产香料种类较少，且质地偏温润清淡，不似热带地区的香料香味浓郁。波斯—阿拉伯地区、南亚次大陆以及东南亚沿海岛国以盛产香料著称，是古代中国香料消费的最大供应地。在名目繁多的香料中，来自波斯—阿拉伯地区的沉香、檀香、龙涎香、乳香（即薰陆香）、没药、青木香、安息香、蔷薇水（玫瑰水）、茉莉花精油、水仙花精油，以及中亚西域地区盛产的麝香是进口香料中的上品。大约因对香料的广泛需求，古代伊朗人研制出了苏合香、阿魏等多种复合香料。《后汉书·西域传》卷七十八曰：“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阿魏是波斯特有的一种树木，主要生长在洛雷斯坦地区，《酉阳杂俎》记载：“断其枝，汁出如饴……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对香料的开发和研制在伊朗安息王朝时期（公元前247—公元224年）达到鼎盛，各种合成香料迭出，乃至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在《丝绸之路》一书中认为：“伊朗发展了复合香艺术。”其中，“安息香”为复合香料中的名贵品。《酉阳杂俎》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呼为辟邪树……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以国名来命名一种香料，可见安息香料在中国的影响。此外，唐人还把来自波斯的其他千奇百怪的香料泛称为安息香。

海上贸易与“香料之路”

  从波斯至中国岭南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香料贸易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就存在。在1983年考古发掘的广州象岗西汉南越王赵眜（卒于公元前122年）墓中发现了一只银碗（盒），其造型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器皿迥异，经有关专家鉴定，认为此银碗产自波斯，与伊朗苏萨城出土的公元前5世纪所制刻有波斯王薛西斯（前485—前465年在位）名字的银器类同。该银碗放在紧靠墓主遗骸的地方，内有十颗香药丸。这说明在南越王时代，中国与波斯的香料贸易就已经存在，并且将香料用作防腐药材。可见中国岭南地区尤其是广州一带的南越王国，与波斯古都苏萨之间存在较密切的往来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南越王国的意象在李珣词中多次出现，比如：“越王台下春风暖，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红豆蔻，紫玫瑰，谢娘家接越王台。”越王台，在广州市北越秀山上，为汉时南越王国第一代国王尉佗（即赵佗，约前240—前137）所筑。因其高耸，成为南越一带的地标。在李珣时代，南越王墓并未被发掘，其中陪葬品与波斯苏萨古都的关联并不为人所知，而先秦时代南越王国与古波斯的交通往来，在南越王墓被发掘之前并未有任何史料涉及。李珣词中频频出现越王台的意象，一方面说明波斯苏萨城与汉代南越王国的交通往来，极有可能因在当地世代相传而成为苏萨人的集体记忆，并多次在李珣的词中反映出来。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李珣一家应该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入华的。

  李珣家族登陆广州之后，千里迢迢运来的沉香亭子木要翻山越岭，运入京城长安，进献给皇帝，若无内陆水路，也是一桩难事。然而，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代，岭南大庾岭道路开通，可谓打通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大动脉。张星烺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写道：“唐时，广州之波斯阿拉伯商人，北上往扬州逐利者，必取道大庾岭，再沿赣江而下，顺长江再至扬州也。扬州在南北朝及隋唐二代，最为繁华，确有‘扬都’之号也……由扬州往长安大抵皆溯隋氏所开运河，而上至洛阳，再经陆道，过潼关而至长安也。”由此可见，唐时这条水路已十分成熟，李珣父亲的沉香亭子木经此水路运至长安，应该并非难事。张日铭在《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一书中认为，此条水路的开通，“促使波斯大食人开始在中国内地城市定居，从而使之成为对华贸易及经济发展有过巨大影响的首批蕃商”。

  7世纪中叶至9世纪中叶，吐蕃控制中亚西域地区约二百年，致使陆上丝绸之路不畅。另一方面，奢华富足的唐人对香料的需求却在激增。《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国忠又用沈香为阁，檀香为栏，以麝香、乳香筛土和为泥饰壁。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客于此阁上赏花焉。”可见唐人竞豪奢之风，李珣父亲李苏萨敬献沉香亭子木材之举也并非毫无缘由。唐人还以斗香为趣，宋代陶谷《清异录》记载：唐中宗年间，达官贵人聚会，“各携名香，比试优劣，名曰斗香”。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与对香料的需求激增，导致海上贸易迅速繁荣。中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运销海外，换得域外各国番货入华，其中最主要的是香料。据日本僧人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开元年间，广州珠江口岸“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九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其著作《道里邦国志》（初稿完成于846年）中，详细描述了从波斯湾港口巴士拉到中国广州、江都的海上线路及每一站的航程里数，并且说“汉府（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港口”。这说明当时波斯和阿拉伯的商人对这一航线了如指掌。刘禹锡诗言：“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短短两句写出了广州港外番船舶云集的繁荣景象。

  这些外来番船与客商以波斯为最多。《酉阳杂俎》卷十六记载：“大理丞郑复礼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这一方面说明波斯商人飞鸽传书的特征，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波斯的船舶多且频，其特征与重要性才会受到人们关注。张星烺编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言及：“唐宋时代，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大盛，外国商人纷至沓来，其中以大食、波斯之商人尤多，当时称为‘商胡’或‘胡商’。”倘若细辨，应是波斯商人为多，因当时波斯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把波斯人泛称为大食（一般指阿拉伯）人也不算错，但不能反过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田神功传》都记载：唐至德初年（756年），宋州刺史刘展谋反，田神功助讨。田神功兵入扬州时，滥杀无辜，“杀商胡波斯数千人”。仅扬州一地被滥杀的波斯商人就有数千人之多，由此可见当时江浙沿海一带的胡商中，波斯商人尤多。他们正是在玄宗开通大庾岭之后，从岭南地区经大庾岭线路而至扬州的。

  唐之前，中国的南海贸易，昆仑（即东南亚）占主导地位，然而到了8世纪中叶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1258）建立之后，由于国力繁荣昌盛，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取代了东南亚的地位。在古代，海上贸易的程度往往是一个国家实力的体现。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穆斯林商人以他们非凡的经商才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东非、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各种奇异香料贩运进大唐王朝。大唐王朝也以其兼容并包的恢宏气魄来者不拒，因此广州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香料市场，异香云集。除了用于国家的重大祭祀活动和宗教活动之外，香料还被富足奢华的唐人广泛用于日常生活——入食保健、入药治病或作炼丹的辅料。香料税收在唐代成为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为了管理海上贸易，尤其是要掌控香料税收，“唐始置市舶使，以岭南帅臣监领之……贞观十七年，诏三路市舶司，蕃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抽解一分（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

  2014年陕西泾阳县出土一座神道碑《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现藏于泾县博物馆），经考证为唐代宦官杨良瑶（736—806）墓前神道碑。碑文有一千余字，内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出使大食”的事件。785年4月，杨良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碑文记载，杨良瑶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穿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进入波斯湾，登陆后到达巴格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都城。然而在唐朝正史中却未发现相关记载，因此该碑文是对正史的一个重要补充。杨良瑶出使大食是否真的是“奉唐王室之命”，为何不见正史记载，这一点值得探究。当时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商贸往来更多的是巨贾富商们的民间行为，或民间资助行为，而非朝廷的官方行为，朝廷官员只负责收税。杨良瑶并非像郑和那样奉朝廷之命出使西洋，因而不见正史记载。《资治通鉴》云：“唐置市舶使于广州以收商舶之利，时以宦者为之。”杨良瑶正是一位被朝廷任命为市舶使的宦官，大约在收税公差之外也私自做一些贸易。无论如何，该碑文显示出，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十分成熟，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不仅有西亚穆斯林商人来往，同样也有中国民间商人往返。无疑，入华商品多为香料，出华商品多为瓷器。因此，海上丝绸之路既被称为“瓷器之路”，又被称为“香料之路”。

安居与乡愁

  李珣一家世代经营香料贸易，定居蜀地梓州后，仍以贩卖香料香药为生。李珣词对于香料多有涉及，比如“入夏偏宜澹薄妆，越罗衣褪郁金黄”，这里的“郁金”是指藏红花，是伊朗最知名的香料之一。又如“香断画屏深，旧欢何处寻”“莺报帘前暖日红，玉炉残麝犹浓”。这样的词句倘若出现在一个汉族词人笔下，很可能只是长期的学识修养养成的用词套路，然而在李珣这样一位外番侨居者笔下，呈现出另一种内在意蕴。再如“沈水香消金鸭冷，愁永”“绣帘垂地，金鸭无香”，“金鸭”是焚香的器皿，形状似鸭。在“红豆蔻，紫玫瑰，谢娘家接越王台”中，红豆蔻、紫玫瑰均为波斯特产，豆蔻多用作香料，玫瑰则多用于提炼精油和制作香露水。李珣词所反映出的他常经营的香料香药有：郁金、沉香、豆蔻、玫瑰、麝香等。李珣常年居住内陆蜀地，其词却触目皆是“水路迢迢”和“南海风光”意象，其文采与中国汉族词人描写江南水乡的小曲几无二致，这些词句中的水乡意象，说明李珣虽身居川蜀腹地，依然时常辗转水乡，从蜀地经三峡到楚地，然后经三湘水，进入岭南广州，与海上往来番船接洽，与家乡朋友常聚常散，做香料生意，并且往往是经年才返。

  香料，是李珣家族入华的媒介；香料，是李珣在华赖以生存的营生；香料，是李珣故乡的代名词；香料，是李珣与同样侨居中华大地的家乡人的情感黏合剂；香料，是大量入华的波斯—阿拉伯商人的身份名片；香料，是李珣身份认同和情感归依的载体。水乡风光与香残、香断、香销、香冷，这样的意象和词句在李珣这样一位以贩卖香料为生的波斯侨居者笔下，呈现出悠远的内在意蕴，让我们仿佛看到主人公的无边乡愁和生命轨迹。

  唐代中华与阿拔斯王朝时期的阿拉伯是当时世界上并峙的双雄，双方的强盛国力促使从波斯湾至广州的海上丝路贸易空前繁荣，大批穆斯林商人因种种原因滞留于华。唐时，由于吐蕃的阻隔致使陆上交通不畅，海路对西亚穆斯林在华定居所起的作用更大。海外商人在广州的集居区（今广州光塔路一带）在唐代被称为“蕃坊”，据《新唐书》记载，当时番客“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可见一些番商留居数十年不归，并落地生根。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大约成书于9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之间）记载，当时那里有番人12万（后又说20万）。留居不归者中，固然有仰慕唐代中国的富庶而“乐不思蜀”者，但笔者认为，之所以番商中波斯商人为多，大约因萨珊波斯帝国被阿拉伯大军所灭之后，波斯人大批亡国去乡，选择侨居客乡，繁荣富庶的唐王朝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无论如何，正是这些来自波斯湾的穆斯林，与当地居民通婚融合，吸收中国文化，由此形成了最早的中国穆斯林。

  唐统治阶层对异域文化热衷，异域民族则仰慕中华文化，双向异文化互动共融，使唐代中国成为汇集周边多种人种、多种宗教（佛教、景教、祆教、明教、伊斯兰教）、多种语言文化的国度。唐代中国的共融色彩使得侨居的异乡客具有一种相对的归属感，从而加快他们对侨居地主流文化的接纳。在《域外词选》一书中，其他所谓的“域外”词人都是日本、朝鲜和越南的词人，在古代他们都是属于儒家汉文化圈内的文人，汉语言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重要的学识和文化修养，不存在隔膜与陌生感。而李珣与他们完全不同，他来自一个非汉文化圈的国度，因此，作为波斯世族大家，李珣一家完全接受汉文化并在华安居乐业，更凸显了唐代中华文化对外部的影响力。同时李珣家族入华后依然能够沿袭世代相传的家族香料生意，从中可窥见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兴旺。

  （作者：穆宏燕，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