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美术批评的推行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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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美术批评的推行与实践

——以《中苏文化》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与苏联的美术批评和美术创作形成良性互动，共同促进了两国美术领域的深度交流与融合。苏联美术批评理论为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参照，直接影响该艺术流派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构。作为重要的中苏文化交流传播媒介，《中苏文化》系统介绍了苏联文艺思想与美术批评理论，反映了中国美术界对苏联艺术理论的主动吸纳。当前学界对中苏美术交流的研究多集中于展览活动，而对美术批评这一重要维度的探讨则相对不足。实际上，对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美术批评的专题研究，不仅能完善中苏美术交流的历史图景，更能为人们理解这段跨文化对话提供新的阐释路径。

　　美术批评：抗战时期中苏美术交流中的一种传导互评机制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美术交流，使中国美术家深刻认识到苏联艺术的重要价值，进而促使他们高度关注苏联文艺理论，并积极倡导美术家学习苏联的美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两国的艺术交流突破了单纯的美展模式。美术批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对话方式，推动了中苏双方更深层次的思想交融。中苏美术交流根植于政治同盟与文化互鉴的双重需求。首先，从国际形势来看，各国政府袖手旁观日本侵华[1]，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孤立无援，急需军事援助和政治盟友。1938年，南京国民政府主张联合世界共同抵御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侵略。这一背景，为战时中苏美术交流与批评互动提供了重要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全面抗战爆发后，美术家与美术批评家将民族存亡的政治忧思与艺术抗战使命紧密结合。吕斯百在《抗战期中画家的贡献与责任》一文中说：“至高的艺术作品，能激起普遍的共鸣。”[2]抗日战争时期，艺术既需要投身抗战实践，更亟待国际支援与理论指导，其价值被提升至救国建国的战略高度。苏联的文化援助政策与中国“艺术救国”理念高度契合，使美术批评活动升华为特殊的文化援华方式。

　　其次，中国左翼美术运动强调反映抗战现实，与苏联现实主义艺术理念深度契合。苏联美术作为“进步艺术”的典范，对中国美术界产生强烈感召，推动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为了推动中苏双方文化的深入交流，中国邀请苏联来华办展交流，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莫斯科等地举办中苏美展。这些展览通过双方的美术批评实践，在文艺思想层面强化了双方的抗战立场与文化认同。随着美术展览与社团交流的日益密切，中国美术组织及画家代表致信苏方时，均能获得积极回应。在抗日战争期间，中苏官方组织公开信函达27封之多。中苏联合举办美术展览期间，两国官方报刊均及时刊发展览报道，对参展作品的创作手法、艺术价值及展览成效展开专业评论，展现出高度协同的宣传配合。秦孝仪主编的《孙哲生先生文集》中提到：“凡中国寄去的报纸杂志常被他们的文化界视如珍宝，一寄到就尽先选译，广为传播。至于苏联的报纸，几年来没有一天不登载中国抗战胜利的消息与好评。”[3]更为重要的是，苏联方面为系统研究中国美术发展，建立了定期向中国艺术家约稿的机制。傅抱石等著名画家应约撰写的专题评论，如《中国古代绘画概论》等近万字的学术文章，成为这一机制的重要成果。在官方机构与民间社团的共同推动下，中苏形成了完善的美术批评双向交流体系，使理论探讨成为深化两国人文交流的核心渠道。

　　《中苏文化》：抗战时期中苏美术交流中的批评生产与传播研究

　　中苏文化协会是中苏国际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长由时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孙科担任。协会会员最多时达五万余人，还在湖南、成都、桂林、云南、贵阳以及延安等地设有分会。协会人员多、范围广，影响甚大。1932年中苏复交后，两国的文化交流需进一步深化。作为中苏文化协会的官方会刊，《中苏文化》凭借其组织资源和发行网络，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核心平台。该刊系统介绍了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各领域的成就，同时为中苏美术批评的理论对话与传播构建了专业渠道。

　　《中苏文化》杂志由在南京创刊的《中国与苏俄》发展而来，该刊在南京地区持续发行四年之久。1936年5月15日正式更名为《中苏文化》，后于1937年10月后改出抗战特刊，同年12月迁至汉口出版，1938年8月19日抗战特刊第2卷第4期起迁重庆出版。《中苏文化》杂志开设的栏目众多，封面和内页多有版画和漫画等作品，文艺版刊载中苏文学评论、苏俄文艺批评翻译和两国美术批评，不少文艺评论文章里涉及美术理论和创作观点。文艺版开设“中苏文艺”“文艺”“艺术之部”“文学之部”“中苏名著介绍”“旧俄文学——艺术家评介”“苏联新社会与新文艺”“得奖文学选译”“补白”等专栏。在中苏重大纪念活动之时，《中苏文化》杂志还会以特辑、专号等方式纪念苏联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和高尔基等。刊物主要撰稿人有蔡元培、车尔尼亚夫斯基、郭沫若、陈果夫、王昆仑、徐悲鸿、库尔多夫、翦伯赞、李力群、傅抱石、邵力子等政界和文化名流。代表性美术批评主要分为美展交流批评、美术创作方法批评和美术史论批评几种类型。中苏美术展览交流批评主要对两国美展交流进行集中评介，有特稿《中国艺展在苏联的盛况及其崇赞》、丁正献的《关于中国送苏木刻作品展览的文献》、克拉夫晋克的《苏联造型艺术中的斯大林形象》、长林的《莫斯科中国画展的成就》、莫斯科通讯《苏联人民对于中国艺展的印象》等。美术创作方法批评主要是对木刻、版画创作方法和美术大众化等方向的探讨，有林壑的《抗战以来的漫画运动》、陈烟桥的《抗战以来的新兴木刻》、向林冰的《大众化内容与通俗化形式》等。美术史论批评主要评价中苏美术史和画论等内容，有徐悲鸿的《苏联美术史前序》、常任侠的《略谈苏联编中国艺术简史纲目》、傅抱石的《中国古代绘画概论》等。“《中苏文化》杂志由于经常刊登有关苏联的消息，在国统区销路极好。”[4]社会文化名流、知名画家和美术批评家的加入，增添了杂志的社会关注度，杂志在国统区销量可观。《中苏文化》以高质量的纸张和一流的装帧在各地区广受欢迎。[5]该杂志依托生活书店的发行网络，覆盖全国各主要城市及协会分支机构。随着杂志影响力的扩大，美术批评的传播渠道日益多元、覆盖范围持续拓展，其生产机制也逐步走向规范化。

　　异域想象：《中苏文化》对苏联美术批评理论的本土化实践

　　《中苏文化》对苏联的宣传具有双重动因：既是配合战时政治需求的外交策略，旨在营造中苏友好氛围以争取军事援助，同时也通过塑造积极“苏联形象”，为中国文艺界引进苏联先进文化提供借鉴。《中苏文化》通过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与文化等多维度的系统性报道，全面塑造了苏联的城市风貌、文艺景观与知识分子形象。以《中苏文化》为核心传播平台，配合书籍译介与学术演讲等多渠道推广，形成的苏联认知体系深刻重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一个国家形象的塑造，其本身就是一种以文化为内容的政治信息的传播，文化信息背后所隐含的是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6]中国文艺工作者在认知苏联文化的过程中，通过跨文化对照与反思，构建了对异域文明的想象图景，并借此展开本土文艺发展的路径探索。

　　苏联文艺理论在中国文艺界引发广泛关注，国内掀起学习苏联文艺理论的热潮。为系统引介文艺理论，《中苏文化》采取译评并重的传播策略，既注重理论翻译的准确性，又强调评论阐释的深度。如高尔基、阿·托尔斯泰、绥拉菲莫维支、法捷耶夫、普希金等人的文艺作品的推介和翻译，皆强调革命色彩。文章运用苏联文学的理论指导美术创作，通过文学批评对美术批评的方法产生影响，为美术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王昆仑谈到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时说：“正是这种影响，促使我国小说、诗歌、绘画、音乐、戏剧等各艺术门类逐渐摆脱‘供消遣’‘诉悲愁’的泥沼，进而表现出英勇的意志和丰富的内容，形成中国革命的现实主义作风。”[7]中国对苏联文学与文艺理论的早期引介，其初衷并非构建新的文艺形态，而是直接服务于抗战救国的现实需求。在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下，文艺界对苏联文艺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对卫国战争题材作品的借鉴。因此，文艺的阶级属性与民族特质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艺战线的重要思想武器。美术批评作为抗战时期文艺战线的重要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承载着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时代印记。正如特尔诺菲夫所言：“民族情调抗战题材的作品已成为中国新兴艺术主潮里的特色，而赵望云、梁鼎铭、吕霞光、叶浅予、特伟、沈逸千、陈晓南、陈烟桥这些画家正在中国抗战的烽火中成长起来。”[7]民族情调抗战题材成为中国新兴艺术的主流，美术创作和民族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赵望云、特伟、叶浅予、陈晓南等核心创作骨干，正是在苏联艺术理论体系的滋养下完成艺术成长并开展创作实践的。

　　苏联杰出的文艺家们既是革命的同路人，更是真理的化身。卢那卡尔斯基在论述文艺典型性对民众的精神引领作用时强调：“我认为纪念的意义远胜于单纯的铭记，我们需要半身像、全身像、浮雕以及群像等多种形式。社会主义先驱者、理论家与实践家，以及在哲学、科学、艺术等各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都应列入名单，即便某些人物与社会主义运动并无直接关联，但作为文化界的杰出代表同样值得纪念。依据这份名单，应当邀请雕塑家创作临时纪念像，材质可以是石膏甚至混凝土，关键是要具备大众辨识度与视觉感染力。同时，这些作品必须具有足够的耐久性，能够经受住当地气候的考验，不易被风霜侵蚀。”[8]《中苏文化》还出版专号，以苏联典型的精神形象树立中国国家民族的精神形象，如1937年的《普希金逝世百年纪念号》《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刊》，1939年又推出了《高尔基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对苏联杰出文艺家的悼念活动，不仅体现了中国文艺界对苏联文艺理论的深度内化，更彰显了这些理论对中国文艺创作理念与艺术家成长的深远影响。因此，中国对苏联文艺理论的引介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这些理论是作为战斗武器被系统引进和推广的，而美术批评则成为抗战文艺战线中极具战斗力的理论武器。

　　《中苏文化》中的美术批评与创作实践形成良性互动，为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建构增加了丰富的内容。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特殊历史语境下，美术批评与文学理论深度交融，不仅参与世界文艺格局的重塑，还彰显出超越民族疆域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市隐:《国际反侵略会举行排日援华会议》,《东方杂志》1938年第1期.

　　[2]吕斯百:《抗战期中画家的贡献与责任》,《扫荡报》,1940年4月6日.

　　[3]秦孝仪:《孙哲生先生文集》（第1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0年,第347页.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文史资料》第44辑,西南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6页.

　　[5]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出版社1991 年版,190页.

　　[6]葛桂录:《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96页.

　　[7]王昆仑:《文化交流与文化战斗——致苏联文化界书》,《中苏文化》1941年,第八卷第一期.

　　[8]卢那卡尔斯基:《列宁论造像艺术的宣传》,《中苏文化》1940 年,第六卷第二期.

　　课题项目：本文系2023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年度项目“抗战时期中苏美术交流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023NDYB18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黄剑武系重庆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美术学院博士、《重庆文化研究》执行主编，刘晓杰系王琦美术博物馆三级艺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