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语言模式问题研究

正文 :

　巴勃罗·毕加索 《格尔尼卡》 壁画

　　现代主义之后，我们发现，符号学这种模式适合于日常语言领域。在日常领域中，比较重要的是所指，能指是工具、媒介。如果混淆了这种逻辑，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寸步难行，我们的一切交流会停止。这就是日常生活的模式，或者叫日常语言模式。

　　还有一种语言模式，是艺术的模式。艺术的模式，笔者以为，更偏重能指。如果没有注重能指，在艺术领域就会出现问题。哪一种艺术忽略了能指，哪一种艺术就会出现问题。在艺术中能指受到了忽略和排挤，那相当于人在感觉和知觉层面出现了问题。而现代主义，确定了这一点。

　　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关系

　　能指（Signifier），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比如文字、声音、图像等。它是读者或听众能够感知到的外在表现形式。例如，在一首诗中，文字的排列组合、韵律、节奏等都属于能指。所指（Signified），是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或概念。它是读者通过能指所理解到的思想、情感、主题等内在内容。能指和所指是相互依存的。没有能指，所指就无法传达；没有所指，能指就失去了意义。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二者缺一不可，如此才能使作品既具有艺术美感，又具有思想深度。

　　比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传达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意义。画面中的黑白灰三色、扭曲的人物和动物形象、断裂的肢体和破碎的建筑是具体的能指，借由这些元素，整幅作品传达出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人性的反思等所指内涵。

　　再比如，杜尚的《泉》这件非常典型的现代艺术作品，通过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来探讨艺术的本质。这件作品中，能指是一个普通的陶瓷小便池，被杜尚签名并命名为《泉》。这件作品通过其展示环境（美术馆）和杜尚的签名，被赋予了艺术的所指，进而引发了关于“什么是艺术”的讨论，挑战了传统的艺术定义。

　　不过，不同的载体，对于能指和所指的侧重有所不同，就像艺术的语言模式和日常生活的语言模式是不同的。如果用符号学来支撑，那它们的重点是相反的。笔者认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在谈到文学理论，在分析文学作品，甚至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以所指为中心，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文学本身和艺术本身，还是在它的边缘徘徊，无法创作出很好的作品。

　　而如何看待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创作出好的作品？笔者以为，是把能指尽量做好，也就是把形式和载体做得更完美一点，以更好地传达所指。举例而言，当前较为流行的文学理论中，常要求从话语角度研究语言。话语是审美意识形态，审美是情感，而语言就要表达这种审美情感。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更多还是作为表达的工具存在，重要的是背后蕴含的审美情感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符号学框架下，这是日常语言的模式，仍然是外在的，并非文学艺术自身的。

　　简言之，在当前流行的文学理论的研究框架中，虽然重视了语言自身的意蕴，重视了能指，但是在根本上，还是能指为所指服务，还是日常语言的模式。不过，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当前对能指的重视有所加强，只是还不够，还没有突破“能指是为所指服务”的工具性模式。

　　雷内·韦勒克与奥斯汀·沃伦在1949年合著的《文学理论》做了一定的尝试，对文学语言自身的意蕴进行了研究。童庆炳先生主编的21世纪教材《文学理论教程》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书中，童庆炳先生从话语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将能指和所指并重，不仅研究语言自身的蕴藉、意味，同时研究社会指向、社会性内涵、文化内涵等。也就是，在童庆炳先生看来，能指和所指二者同等重要。

　　文学艺术的工具性

　　和原创性

　　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文学艺术不能仅作为工具存在。当然，也不能否认文学的工具属性。比如在抗战时期，涌现出大量抗战主题的小说、诗歌、话剧、音乐。这些作品在唤醒中华民族危亡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又比如，在设计领域，较为重要的是采取美术的手法，通过色彩、构图等元素的合理搭配，传达明确的信息，并最终运用到广告领域。再把视角聚焦到网文领域，运用良好的语言，是为了娱乐读者，达到经济利益的目的。

　　尽管如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将艺术本身与它具备的工具属性混为一谈。艺术要发挥其作用，还需要艺术本身的原创性作为基础。文学艺术领域能取得繁荣发展的前提，就是需要蓬勃旺盛的原创性和保护文学艺术创作原创性的机制。如果缺少原创，文学艺术创作就会像是没有水源的池塘，总有干涸的一天。从这个方面上讲，对一个民族而言，保证自己的文学艺术领域的原创性和独特性是尤为重要的。文学艺术的原创，可以被视为语言的原创、观念的原创、感觉的原创。民族真正的强盛，也正是从精神文化领域开始。如果说科技的发达是外在筋骨的强劲，那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精神文化领域的繁荣，才是由内而外的完整的强大。自信、自立、自强也会由此而生。而后，也会进一步反哺科技领域快速发展。

　　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

　　不能混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当下的文学艺术开始出现了新的面貌。但是过往的观念仍然影响着当下的创作，使得文学艺术仍囿于过往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模式。现代文学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仍以传统观念的模式研究考察当下的文学艺术现象，这不仅无益于创作形式的多样化，也会影响艺术理论进一步发展。

　　现代主义使大家意识到能指与所指的适用范围之广，但回过头看，现代主义的文学创作就没有问题吗？回到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行的时期，以詹姆斯·乔伊斯等为代表的创作者，用自己的作品反映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以及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精神困境。他们在作品中，注重艺术形式和技巧的创新，“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派”等手法的运用赋予作品独特的欣赏体验。但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破碎情节造成的理解难度，以及其所表现的虚无主义和悲观情绪，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再回到符号学的语义环境，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文学对于能指的过分重视，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所指和意义的灾难。重心移到能指的形式领域后，所指的世界和能指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间有一致性的关系吗？这种一致性的关系从何而来？进入文学艺术的研究和语言研究的当代前沿领域，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研究的当代性问题。艺术当代性的问题，就是寻找文学艺术语言和日常语言间的差异。两种语言模式是不同的，不能把日常生活的语言模式运用到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把文学艺术的语言模式带入日常生活。文学艺术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各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将它们混淆使用可能会导致文学语言的平庸化、理解障碍和功能错位，从而削弱文学艺术的深度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二者的混淆也会干扰日常生活的有效沟通。

　　文学语言的观念与自律

　　语言模式的问题，首先是观念的问题。如果观念转变，创作者和评论者都意识到语言模式不能混淆，那相应的创作范式、评价机制和理论导向，也就更适合文学艺术发展。这种转变也将促使文学艺术更加注重自身的独特性、深度和审美价值，从而推动文学艺术创作和评价的健康发展。

　　而剩下的问题则是能指中心的局限，也就是语言的自律问题。能指的中心能否容纳或者指代所指世界的繁复的思想文化内涵？在全新的理解框架中，二者又产生了什么关联？以这种关联为基础，当代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形成的全新局面是怎样的？

　　在笔者看来，这种新的文艺思潮，会超越形式主义的桎梏，产生丰富的社会学联想。当然，笔者也认为，这样的文艺思潮仍以能指为中心，人们在能指的世界中展开多元、多样、多彩的文艺探索和创作。而这，也意味着大众需要改变观念，重新在所指的世界中，寻找能指世界的意味。

　　换句话说，所指世界这一概念在文学、哲学和符号学中，通常指的是语言符号所指向的、被理解和认知的“意义世界”，也即科学、技术、价值、权力等，与人类的知识体系、文化背景、社会结构等密切相关。打个比方，现实世界中的吃穿住行，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辅助，但使用科学技术，仍需要触觉、听觉、味觉等感觉能力作为基础。失去以感觉为基础的吃穿住行，也就失去了趣味，人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

　　能指与所指共同构成语言世界的基础。语言通过分类与概念化、文化传承、社会规范、自我认知和科学认知等多个方面塑造了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讲，语言不仅是我们认知世界的工具，也是文化、社会和自我认同的重要载体。通过理解和使用语言，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世界，还能够不断地更新和拓展我们的世界观。而语言世界的成立，便离不开能指与所指的相互关系。

　　就像是，以听觉为基础，音乐艺术便有了触达受众的接收器；以视觉为基础，美术、书法等艺术形式才具备直抵人心的力量。而回归到语言的世界，它是人类理解自我和文化的核心工具，不仅作为媒介帮助我们表达思想和情感，更作为基础构建了我们的身份，传承了我们的文化，以及形成了人与人相处的整个社会关系。

　　具体到艺术创作的领域，以能指和所指为基础的艺术语言，不仅成为艺术创作的媒介和工具，更成为塑造艺术风格、传达情感与思想、推动艺术创新的重要力量。比如，文学通过文字语言来表达情感和思想；音乐通过声音语言来传达旋律和节奏；绘画通过色彩和线条的语言来构建视觉形象。从这一层面上说，语言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表达的基础，没有语言，艺术作品就无法呈现，无法给予人美好的审美感受。

　　而正是美好的审美感受，能够有机统合能指和所指的世界。二者有机地统合起来，才能诞生既有艺术美感又具有思想深度的优秀文艺作品。此时，作为欣赏文艺作品的个体，我们只要调动感官，单纯地感受美好即可。具体的能指和所指，对于大众也就没有必要进行严格区分，日常语言和艺术语言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得到了理解。毕竟，人进行的是有感觉的生活，有感觉的各种活动。

　　（作者单位：滇西科技师范学院人文学院）